梦见和别人打架在梦里哭得很伤心-在梦里梦见别人在哭好不好

奉雨轩(北京大学)

美国历史学家卡尔·贝克尔曾说:“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。”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特别推出“大学生写家史”系列,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。

1987年2月27日是令17岁的启文毕生难忘的一天。那天他上课上到一半,就被班主任单独叫出了教室。老师的话很简明扼要:“你爸爸去世了,快回家看看去吧”。从县里的高中回到大山里的家需要4小时车程,启文昏昏沉沉的坐在大巴上,半路还遇见了同样搭车赶去奔丧的姨夫;姨夫紧紧抓着他的手,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
启文突然想起来,就在十多天前,在县里看病的父亲专门走到学校来见了他一面,然后就提前出院回村了。他想,父亲是不是那时就已经产生了什么不好的预感。从启文有记忆以来,父亲的身体就不太好,常常浑身无力,每干一会儿农活就要休息一会儿。乡里的赤脚医生说这是肝炎,为父亲开了几方去肝火的草药;在他们这里,肝炎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病症,所以启文从没想过父亲会突然离世,他还以为这样的情形可以一直持续很久。

大巴把他们放在了村里麻十坡的坡底,启文远远就能看见坡上的家里人头攒动。他一迈进堂屋就直奔父亲的房间,却发现床上空荡荡的,又穿过堂屋找到另一侧的卧室,还是不见人影。

这时候启文才发现,堂屋正中央就放着一口棺材,当他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屋里找来找去的时候,堂屋里黑压压的人都在沉默的盯着他看。启文向那个过分显眼的棺材走去,他的妈妈、弟弟和两个妹妹正在那里恸哭。家里人并没有把父亲过世的消息告诉远在外地读书的大哥和二哥,他是在场最大的孩子。启文突然觉得,弟弟妹妹们哭得太伤心、太可怜了,他们是孤立无助的孩子,至于他自己,应该是一个哥哥、一个大人了。

1977年全家福

如果把时间倒退回3年前,1984年对于这个大山里的八口之家来说是很好的一年。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天大的好事,第一件是田里稻谷的产量翻了番,一家人终于不用再挨饿了。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,杂交水稻几年前就开始在村里试点种植,今年农技专家终于指导到了这一带;村里人不懂杂交水稻的意思,但知道这种水稻穗短,不容易被风吹倒,以前收获的稻谷只能装满三个柜子,现在不仅填满了仓库,还要把装不下的堆在房间角落里。

相较之下,第二件喜事就意外得多了,那就是家里的大儿子启武考上了大学。启武是全乡历史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。通知书是村长送到家里的,人人都惊叹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。其实大家都知道启武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,但是没人想到他能考上大学,因为“大学”对于这个穷乡僻壤来说是如此触不可及的陌生意象。启武自己也没想过考上大学,相反,他觉得落榜了也好,家里正好需要他回来干农活。

对于这件喜事,最自豪的莫过于父亲名深了,他养育孩子的方式在村里一直显得很另类,如今却初见成效。别人家养的家禽、家畜大半都要卖了赚钱,但名深家即使攒不下钱,也要把肉全留给孩子吃,因为他觉得孩子需要营养。所以除了爱挑食的二儿子,名深家的小孩个子都格外高,这是第一点另类的地方。还有一点另类的地方,在于名深坚持要让六个孩子都上学。他家的小孩总是班里家境最差的那一个,因为和他家一样穷的家庭早早就让孩子停学务农去了,只有名深家的孩子,穷却还是要读书。

名深对孩子们的未来抱有很大期待,每次启武因为贪玩而在学习上有所懈怠时,他都会生气地拿扁担追着儿子一直打到田埂上。这应该归功于名深自己的那点执念,他不仅识字,还喜欢写诗和对联。大儿子出生的时候,他去找算命先生算了一挂,那签上写着“龙游浅海凤栖梧”,他就依谐音给儿子起了名字。如今他想,占卜应当是灵验了。

其他家人的喜悦则要实际得多,启武考上的是西安导弹学院计算机专业,这不仅是全国重点大学,更是一所部队院校,学生可以享受现役军人待遇,免除全部学杂费、生活费,还额外发放助学金;家人们则享受军属待遇,村里的领导每年会带糍粑和腊肉来家里慰问。这对于一个世代务农、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家庭来说,确实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

启武走的那天,乡里一齐放鞭炮欢送他。其他孩子远远望着他下山,有的还懵懂不知人事,有的却默默萌生出了同样的期望。

到了1986年,家里的二儿子启平和三儿子启文都到了准备考高中的年级。老二启平本来比老三启文大了两岁,但因为身体问题反复停学,从四年级开始就和启文成了同班同学。他们两个上学时总会装上一大袋像红辣椒一样的棒棒糖,藏在宿舍里,两分钱一个卖给同学,以补贴家用。弟弟启文胆子大,敢在走廊里四处吆喝,哥哥启平就内向很多,不愿声张。老师知道他们家的情况,就对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

启平瘦弱多病,个子比弟弟还矮了一头;启文则是班上打架最厉害的孩子,外号叫“司令”,哥哥平日里受了欺负要靠他来打抱不平。启平觉得,自己反倒像是弟弟的跟班了,就连学习成绩也总是弟弟拿第一名,而自己拿第二名、第三名。正因如此,当父母反反复复在餐桌上提起家里只供得起一个孩子读高中的时候,所有人都顺理成章的想到,那个被选中的人会是启文。

两个孩子都没有对这个取舍产生太大的心理波动,因为这是唯一的选择。他们都清楚家里一贫如洗的情况,让成绩更好的孩子读高中、参加高考是最保险的做法。另外,启平还可以考中专,当时中专毕业后就能做干部,同样是令人艳羡的结果,更何况大部分考生都是高中毕业生,像启平这样直接从初中考中专,也是极少数成绩拔尖的学生才敢做的选择。于是家里一致拍板决议,二人的升学计划就定了下来。

直到五年以后,当启文在暑假里去二哥启平工作的单位找他玩时,晚上两个人挤在宿舍床上谈心,启平才第一次坦白说,当年他也想像大哥一样上高中、考大学,为此其实偷偷哭过很多次鼻子。

但至少在1986年,启平不负众望的考上了中专,启文也考到了大哥当年读书的县重点高中。未来似乎就快要走上正轨了。

1985年全家福

1987年父亲的葬礼结束以后,亲戚们就地集合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,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——剩下几个孩子该如何安排。母亲刘艳华毫不犹豫的决定,念书不能停,要坚持把剩下的四个孩子都送入大学或中专。但这样一来,家里的收入就成了问题,只依靠母亲一人供养全家太过勉强。自从国家经济政策慢慢放开,刘艳华一直在做一些小商品买卖,每个月搭班车去县城里采购生活用品、调味品和糖果,再到镇里一个月三次的集市上卖,赚得零星的差价。

亲戚们普遍穷但热心,可怜名深家的孤儿寡母。其中最有威望的是在隔壁村当校长的三姑父,在他的号召下,大家能帮忙的都来帮忙,有的借钱、有的找关系,想办法租到了镇政府边上好地段的一个二层小楼,让刘艳华在那里开了个小饭店,二楼又开成旅馆,很大程度上帮助一家人缓解了的经济难题。

刘艳华自己打理餐厅旅馆,辛苦之余受了很多委屈。当时二层小楼有一半门面租给了另一家人经营相同业务,那家人原本就住在镇上,在当地的人际往来更加活络,且他们一家父母健在,四个儿女都不再读书、在店里帮忙,家里资本也充足,经营起来十分有余。这户“竞争对手”时常挤兑刘艳华,在背后诋毁她店里的做菜水准和清洁程度,还会恶意打折拉客。好在刘艳华性格泼辣,嘴巴厉害,才不至于没有生意。有时候遇上吃饭赖账的,她一在街上遇见对方就会追上去骂人;农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,会赖账的一般也是因为手头没有钱,对方面子挂不住,等有钱了就会记得来还上。几年下来,家里的经济问题才慢慢改善了一些。

直到暑假归家,大儿子启武和二儿子启平才得知父亲已经过世。他们去了父亲的墓地,并不约而同的感到,现在轮到自己来做这个家的顶梁柱了。1988年,大儿子启武从军校正式毕业入伍,进入广州军区的一个导弹旅负责技术工作,22岁的他把绝大多数的工资寄回了家里,资助弟弟妹妹上学。1989年,二儿子启平从中专毕业,在隔壁乡担任团委书记;两年后升任副乡长,成为了当时全县最年轻的副乡长,乡里的工资勉强够他糊口,但他还是节衣缩食资助家里。有两个大儿子的全力支持,家里剩下的4个孩子的未来选择都有了更广阔的可能。

也是在1989年,三儿子启文参加了高考。当时需要在考前报志愿,他原本计划沿着大哥的老路上军校,但却被大哥启武严厉制止了。启武觉得部队驻扎山沟的生活太过艰苦,未来转业也很困难;村里分配给名深家四个儿子的强制参军名额只有一个,启武已经去了部队,他希望后面不再有弟弟步他的后尘。但是对于城市里的院校,家里人没有任何了解,决定只能全权交由启文自己来做。

启文最后选了北京林业大学,因为村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森林和木材,也因为北京马上就要在1990年承办亚运会了,虽然他连一点普通话都不会说,但他想去亲眼见证历史。启文最后如愿考去了遥远的北京,也成为了那一年亚运会的志愿者,免费观赏了很多赛事。大学四年里,主要是大哥启武时不时为他寄来一些生活费,其余时候他就靠收集啤酒瓶、在学校办公室值班以及给学校倒磁带赚钱,还拿了不少奖学金和助学金,基本免去了大哥的负担。

还是在这一年,家里来了一个新的男人,名字叫伍玉常。当他第一次拎着橘子上门时,母亲刘艳华向还在家的四女儿望红、五女儿望青和六儿子启云介绍,说这是一位亲戚。三个孩子见有橘子吃,全都兴高采烈的围着这个“亲戚”转。直到有一天,刘艳华让他们改口叫伍玉常“爸爸”,孩子们就谁都不乐意了。他们觉得这个“爸爸”很土,看起来思想和面貌比他们还要落后。

后来是性格最乖顺的五女儿望青第一个改口叫了爸爸。原来,热心的亲戚们觉得刘艳华需要有个帮手,就介绍了光棍伍玉常入赘她家。两个人见了一年多的面,逐渐觉得对方挺合心意,就把结婚的事定了下来。伍玉常是个极老实的人,他生活的村子比这里还要闭塞得多,单身汉现象很普遍。望青渐渐发现,伍玉常和过世的爸爸其实有很多共同点,会读书识字、喜欢作对联,比其他村里人有更多的思考和想法。她觉得,这也是为什么新爸爸愿意来到自己家的原因,别人都当这是个一贫如洗、有三个累赘般孩子的家庭,但他能感受到一些表面之外的东西。

后来的事实也证明,伍玉常确实是一位合格的继父,当下他就凭借出色的劳动能力分担了大多数家事;而在多年以后,当他可以随便依靠事业有成的孩子们时,他也从未答应过自己任何亲戚托人办事的嘱托。

就在伍玉常正式来到这个家的第一年,他决定陪伴三儿子启文一路前往北京上学。其实伍玉常从未去过这么远的地方,他的普通话讲得还不如启文,但他觉得自己得来,以一个父亲的身份。

坡上的老宅

1992年,家里的四女儿望红准备初中毕业后考中专。望红一直是家里的例外,她学习成绩不好,性格叛逆。为了让她能考上中专,家里在一年前帮她转学到邻县读初三,那里是继父的原籍所在地,少数民族多、分数线更低。但望红没能考上中专,只好继续在邻县读高中。高一的时候,望红不顾家里人反对,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单字“恒”,只因她觉得原本的名字太土气了。后来在她的怂恿之下,耳根软的妹妹望青也把名字改成了单字“婕”。

高中毕业后,望红又没能考上大学,但她并没有就此安分下来。望红先是前往北京打工、投奔三哥启文,一年后回到老家的县城;随后又从县城前往广州打工、投奔大哥启武,一年后再次返回县城。当时,望红的两个哥哥也刚刚在城市结婚、工作和定居,堪堪站稳脚跟,但还是给予了她住宿和生活上的充分帮助。对于城市,望红有很多向往,却在艰苦、拮据的打工生涯中屡屡碰壁。让她最终感到失望的那个瞬间,是发觉商店老板每天的工作“轻轻松松”却还是收入几倍于她时,望红并没有做好面对这种落差的准备,这次,她收拾行囊,永远的回到了安稳的县城。

1994年,同一年级的五女儿望青和小儿子启云也从初中毕业,考上了当年大哥、三哥就读过的县重点高中。但是,他们的成绩都距离分数线差了一点,需要每人交近千元的赞助费才能被录取。望青和启云都心疼这么大一笔花费,一度产生了放弃录取机会的想法,但哥哥们和母亲还是尽全力凑钱让他们读上了重点高中。

一直以来,家里的其他成员都最怜惜这两个孩子,因为他们降生之后是家里境遇最差的几年,后来又早早没了父亲;小孩子还无法忍饥挨饿,父母又拿不出吃的,只能放任他们因饥饿而嚎哭。望青一直是家里最懂事的小孩,她很早学会了忍耐,还不会走路时就扒在高高的门槛上,不哭也不闹,从一头挪到另一头,几年下来把门槛擦得锃亮。启云则是从出生开始就不得不挨饿,其他人省下一点用热水泡发的粉丝,时不时安抚性的喂给他吃,等到粉丝都吃完了,就只能把脚指头放到他嘴里,让他含着止住哭声。所以后来无论何时、无论出于何种情况,几个哥哥都想尽全力帮他们一把。

望青和启云在初中时也曾是最优秀的学生,但一到县里的高中就开始跟不上学习进度了,因为他们曾就读的初中近年来教学水平越来越差,学生的知识底子普遍没能打好。所以三年后,望青和启云都只考上了大专。1997年的大专已经和11年前启平考上中专时的情况截然不同,大专学历毕业后不再有铁饭碗般的工作,甚至自己求职也很困难。因此望青毕业后也学着望红的做法,试图在北京打工生存,也同样在一年后放弃并回到了县城。启云则根本没有读完大专,他在全家人的保护和宠爱中长大,性格单纯而富有浪漫主义。就读大专以后,启云发现人人都在打牌、赌博、恋爱,学校管理混乱,丝毫没有学习的氛围,由此产生了愤世嫉俗的想法,再加上他从心底里觉得大专学位读出来也无用,就在写信通知家人后,一意孤行退学入伍了。两年后启云退伍归来,也留在了县城工作。

对于家里三个最小的孩子在读书上的不尽人意,启文觉得有他们自己的原因、有教育系统的原因,更有父亲过世的原因。他记得父亲还在世时,对他和哥哥们的学习是那样的严格,也记得父亲过世以后,家里是如何苦于维持最基本的生计、而没有人再去在意孩子的学习。启文是和父亲名深性格最相似的一个孩子,这是家族里公认的事实,有时从来信或母亲来电里听到弟弟妹妹们的情况,他也会产生拿起扁担教训他们一顿的冲动,但却因为不在身边而管教不及。

无论如何,家里的六个孩子最终都走出了村庄,或远或近的定居在了县城和大城市里。只有名深还留在麻十坡,但这应该会是他所乐见的结局。

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责任编辑:钟源

校对:栾梦

评论 (0)  •  2021-11-16  •  浏览 (10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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