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里梦见打电话给警察的简单介绍

1986年8月,本文作者范光棣(图左)和王浩(图右)合影。

王浩(1921—1995)是上世纪在西方最有名的华人哲学家,我小他十六岁,但我们有一段友谊我从来没报告过。

初识王浩

他的老师蒯因(Quine)在自传里有这么一段话:“王浩重返哈佛,和我们共事。他活得并不快乐,尽管一直都成功和幸运。我在1945年第一次和他通信时,他在中国生活得不愉快,想到美国来。在哈佛他是一位出色的研究生,但由于觉得生活没有保障,所以不开心。他认为只要有学术著作和拿到博士学位,一切便会不同;两者他都做到了,而且还成为哈佛学会(Society of Fellows)的初级会员。然而,他因为独身而仍然不快乐,所以便跟漂亮而能干的年青地质学家阚纫琼结婚。婚后他又不快乐了,两人便分居。当初级研究员的第三年,他去苏黎世与伯奈斯(Paul Bernays)一起做研究,并在那里写信告诉我,他得到快乐的唯一希望,就是在哈佛获得教席。我们聘任了他,而且不要求他教任何他不想教的东西,可是,他仍然不快乐。他安排了一年休假,去了巴勒斯公司(Burroughs)工作,想看看自己是否会喜欢计算机行业。最后他接受了牛津的高级讲师教席,那是1964年的春天,当时我们正短暂地合作找出产生无限序数的利落方法。在那个时候,他已经公开对西方表示不满和坚定支持红色中国。”

1964年我刚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要离开夏威夷大学前,学校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,我注意到海报中有王浩的名字,演讲的题目是“毛泽东的辩证法”,这在美国当时特别反共的情况下,是很大胆的动作,也只有他这样在学术界地位那么高的人才敢做,我那时也是毛泽东支持者,当然去听了,事后还跟他聊了一下。

在维特根斯坦研讨会上

第二次见到王浩,是二十多年后了。在德国一机场转机去奥地利参加研讨会的路上,我看到他坐在机场一角落地上看书,我过去跟他打招呼,他说:“你是范光棣吧?好久不见了。”我说:“二十多年前在夏威夷见面,你怎么还记得?”他说:“那次我演讲,只有你一人问问题,且完后找我谈,我的印象很深。”原来他也是要去参加维特根斯坦研讨会,之后三天,我们天天待在一起。

奥地利每年在维特根斯坦(Wittgenstein)教过的小学承办研讨会。我有一个中学同班同学刘福增年年去,他一直叫我去,1986年我终于答应去,但不想写文章,结果主持人同意我做召集人,召集一个“维特根斯坦在中国”的研讨会,目的是介绍华人研究维氏的学者,我就写信给李泽厚,请他介绍大陆的学者,他介绍了东北的S先生及北京的Z先生。他们俩第一次出国,什么都不熟悉,我尽量帮他们,首先我要看他们的文章,Z先生的英文没有问题,但内容有大问题,虽然他的参考目录里有列我的书:Wittgenstein’s Conception of Philosophy by K. T. Fann,他的整篇文章基本是把我的一章直译过来,他做梦都没想到K. T. Fann就站在他旁边。我轻轻地告诉他,我就是K.T. Fann。他脸色变得苍白,我没有再多说,他那时就至少大我二十岁,现在应该不在了。那个年代很多学者把英文书翻译成中文就变成自己的,台湾也一样,我那本研究维特根斯坦的书在台湾有人翻成中文,全书没有我的名字,只有“译著”者的名字,我也没揭发,因为我心想在那时代知道维特根斯坦又知道我的书的人,是最好的介绍者,太难得了,若我揭发他们,他们的学术名誉就毁了,我实在不忍心。

S先生的文章是另一种问题,英文不行,内容看不懂。我说我只能尽量改文法,内容完全不懂。我听他念了一段,发音也完全听不懂,我说要不要我替你念?他坚持要自己念。第二天我们先去听王浩的演讲,他是被邀请来的,他的题目是“维特根斯坦与哥德尔”。听完后,我们五个中国人都移驾到我主持的研讨会教室,来的人不多,记得有二十几个人。刘福增及Z先生先上台,S先生最后,他上去念了一下,坐在我身边的王浩叫我上去替他念,没人听得懂,我就上去替他念,但内容没人懂,完了以后没人发问,我就宣布散会,可以去吃中饭了。

吃饭之前我们五位华裔哲学家站成一圈在闲聊,突然来了一个有名的美国韩裔哲学家,他想参加我们,还彬彬有礼地问:“May I join you?””我们当然都说,欢迎!但有例外,王浩立刻说:“不行!我不喜欢他!”那位朋友就说:“他们都说可以呀!”王浩说:“他们让你进来我就走人。”我赶快拉他手说:“你不要走!”结果他没走。过了一会儿他说:“范光棣,我请你去吃中饭。”我们都一起去吃,吃完以后服务员来问,怎么埋单,个别还是一起?王浩立刻说:“我只请范光棣,其他人就自己付钱。”这么直接坦率有赤子心的人,我这辈子之前之后只有在书里见过。我以为我已经太直接坦白了,但跟他比还差太远,此后他是我学习的对象了。

“我喜欢你!”

开完会,我回多伦多,他回纽约市。没两天,他打电话来说:“范光棣,我很喜欢你,我想要跟你做朋友,我可以每个礼拜打电话给你吗?”我说:“做朋友可以呀,但每周打长途电话太贵了吧!”他说:“我每月买了特别账户,随便我打多少次、讲多久。”我问:“你为什么想跟我做朋友?”他说:“我看你照顾那两位大陆来的学者很周到,我自己都做不到,很感动。且我看过你的书,你好像真的懂维特根斯坦,我自己还不大懂。”我也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,哪来那么可爱的人!自从我长大以后,有女生说,我喜欢你,却从来没有一个大男人当面告诉我“我喜欢你!”他说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,但他山东口音很重,且我们会谈到一些哲学问题,我们以后用英语好了。结果从此以后到他1995年去世,他真的每一周来一次电话,有时半小时,有时一小时以上。

我不记得我们谈了些什么,好像什么都谈。我们有共同政治看法,他在美国,我在加拿大,都是那时少数的毛派哲学家,我们觉得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会把人类带到一个死胡同,最后能救人类的还是共产主义,这要等到很久以后了,我们都看不到了。我们也讨论资本主义的优越处,我那时正在研发生产一种健康饮料,也就跟他分享我做生意的经验,我说从有idea开始到研发、生产,到销售,都看一个人的创造力,很有成就感。每个步骤做得对不对,有最后的考验,就看赚不赚钱。哎哟,这个有点像科学,一个理论的对不对就看实验的结果,不像哲学一样可以乱讲,没有考验的标准。还有刺激经济生产力的方法,资本主义也是很好的,我举一个例子,我每次遇到车祸,不管在美国在加拿大还是在台湾,第一个来到现场的是拖车,而不是警车或者救护车,警察跟救护车应该最先到,而且是我打电话叫他们来的,但他们不急,因为他们的薪水是公家单位给的。拖车没人叫他来,自己就最先赶来,因为他们不早来就没得赚钱。所以让人赚钱是最好的刺激生产力的方法,像中国那么穷的地方先讲共产主义分配可能太早了,应该先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把全国富起来再考虑怎么分配。王浩很赞同我这个想法。

哲学方面,我那时候已经基本上不谈西方哲学了,他认识了哥德尔这位跟他同行的数理哲学家,他说他很喜欢这个人,常常去跟他聊,他觉得哥德尔在形而上学上有些很重要的想法应该公之于世,他正在写一本比较哥德尔和维特根斯坦的书,他也喜欢维特根斯坦,他喜不喜欢一个人对他最重要!我说我对形而上学毫无兴趣,不想谈,你可把你写好的有关维氏部分送给我看,我有意见再告诉你,结果他把全本送来,有些地方我觉得他误读了维氏,替他修正了。

我说我念哲学的目的是需要解答这个问题,我想知道,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,还有我也要知道我应该如何过我这一辈子。他说他也是。但我说我念了逻辑也念了哲学,但我觉得没多大用,我接受维特根斯坦这位大逻辑学家的结论,数学逻辑跟哲学没有什么关系,但维特根斯坦对人生哲学说得很少,我现在从老子里找到了我要的答案。我说你在数学逻辑上有很大的成就,但你还没有找到你所需要的对人生的哲学答案。他说他念过《道德经》但完全不懂,我说我有我自己写的英文翻译可能比较好懂,我就寄给他一本。他后来说老子很不错。当我告诉他我想学老子回故乡过隐居生活时,他很赞同,他说只可惜他年纪太大了,也没有老家可以回去。

最后的会面

有一次我突然想要看他,就坐飞机到纽约去找他。他住在一个很大的老式房子里,自己住在楼下,楼上房间租给中国来的学生。我没有看到他太太陈幼石。晩餐他从唐人街叫了些中餐送来,看他的样子还是他老师说的那个忧郁的样子。我看他不停地一支烟接着一支烟,我说能不能停止抽烟啊,他说没办法,想哲学问题时不抽烟不行,而且抽烟是他唯一的兴趣。我说抽烟得癌的几率太高,我有一个哥哥就是得肺癌死的,而且死得很痛苦。他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,身体一直很健康,没有什么问题。他跟我从来没有谈过他太太,听说他太太是他学生辈的年纪,是有名的妇女解放者,她在加拿大西部大学教书,很少回家,暑假时也常常在外面跑,我猜这也是王浩忧郁症的一大原因。

有一次王浩打电话来,我一听到他说“Hello”我就问:“Are you in love?”(你爱上人啦?)他说是呀!你怎么知道,我说我在电话里都可以看到你在笑着呢。他说她叫Hanne Tierney,是捷克人(编者注:一说系德国人),是艺术家,他们非常合得来,他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幸福。我说人生能碰到一个知己的爱人,是最幸运不过的了,赶快戒烟,好好多欣赏几年。他笑了一笑。问题来了,他太太立刻搬回来,不走了,我说怎么办,他说很简单,她要的是房子不是我,我就给她。结果他搬出去和Hanne一起租公寓住。

1995年我正忙着准备回台湾退休,他最后一次打电话来,说身体不太舒服要去医院看看,之后两三个礼拜没打电话来。我觉得有点不对劲,就打电话给他,一位女士接了电话,她说她是Hanne,我问王浩情况怎么样,她说他前两天就走了,得的是淋巴腺癌。

(本文作者为加拿大约克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)

范光棣

评论 (0)  •  2021-11-22  •  浏览 (187)

0 评论

发表评论